民间的力量

——写在《财经》杂志创刊十年之时

“《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它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多年来，《财经》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奋斗不息——这就是十年来我参与并观察《财经》的结论。”这是《财经》杂志学术顾问汪丁丁在2008年4月纪念杂志创刊十年时写下的文字，也许因为他的思想和文字过多停留在人类哲学思考和经济理论艰涩之中，汪老师已完全不负当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之时所得到的关注和敬仰，但他这段对于《财经》的注解还是很令人感动。

记得1998年同窗友人北上到北大请汪丁丁老师给我们青年经济学会做指导，有幸参加了汪老师专门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回沪之后很是感慨，也让大家着实羡慕了一番。时光荏苒，十年过去了，除了在《财经》上还能见到其撰写的社会事件评论，已经难见其踪影，其间盛传其曾经无法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立足……不敢惶论汪老师的学术水平，但他这十年的起伏何尝不是中国的非主流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缩影？还好，《财经》给了他一方天地，让我们这些当年曾经憧憬过他和他的同仁们的学子们还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无论这声音能够带来多少价值，至少是对于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代的一种记忆与怀念，从这一点上来说，《财经》何尝不是给了我们希望和勇气。

1998年－2008年，《财经》创立的十年，中国社会历经了也许是世界经济史上最重要的轮回之一，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逐步成为世界的工厂，踏入所谓的“黄金盛世”，从当年的反通缩到现今的反通胀。红色资本完全没有如当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资本和学术力量所预期的那样走向衰败和灭亡，相反，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盛。2008年上半年，央企的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67％，而央企当中的20％的企业所得到的利润又占了所有央企利润的接近80％，这些企业包括能源、电信、金融、钢铁、港口等行业，这里还没有包含十年来一本万利的国有土地出让买卖、土地出让金，中国政府俨然成为了这个地球上最为强大的组织之一，2008奥运会上各国前来朝拜的场景仿佛让人置身于当年天朝大国的辉煌当中。记得99年还在遥远的云南香格里拉生活和工作时，总是在给友人的信件里说，“远离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无法见证经济的蓬勃发展，感到持续的惶恐与焦虑…”，那时唯一能够相伴的朋友就是《财经》，总是如饥似渴的捕捉着其中的点点滴滴的信息，想要抓住那些渐行渐远的东西，十年来，从未断歇。98年的电信拆分，99年的网络大潮，00年的基金黑幕，01年臭名昭著的“中科创业”、“银广夏”和“亿安科技”，02年中国进入WTO，03年南方证券、德龙系的坍塌，04年频繁矿山油井安全事故，05年国有银行改革和人民币开始升值，06年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07年鲁能私有化….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还未来得及沉浸于大国崛起和黄金盛世的欢乐海洋之中，中国已经在开始为多年来经济高速成长和制度缺失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支付成本：通胀率持续高企，生产要素价格严重低估，高耗能产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中国制造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实，更加具有破坏力的问题来自于权利和资本的互相渗透，大政府与大企业愈发强大，对于民间的力量压制愈甚，何以再激励民间的创造力与智慧，指望大政府和大企业的既得利益者们创造与创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谓的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升级能够靠谁呢？如果不向民间让利，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就算政府规模再强大的“创业”、“创新”宣传，天空当中再多的金融资本，何以妄言“跨越中国制造”？

国内官方的统计称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6，全球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4，如果统计结果当中加入权利寻租和灰色收入，相信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还要远高于当前的0.46。媒体所能够报导的贵州俯卧撑、云南孟连、杨佳案其实只是这些年众多由于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当中的沧海一粟而已，就云南香格里拉这样一个中国县级行政单位，2005年当地第一大寺的和尚为了门票的分成问题，几乎打死了前去寺里调停纷争的副县长和县委宣传部长；2006年奔子栏镇几个村的村民为了争夺土地使用权，发生械斗，多人违法入狱；仅云南迪庆州区域内，在矿产资源价格迅速攀升的年这些年来民间与政府、国有公司以及私有企业之间的争端从未停歇….. 这些都是权利和资本对于民间的过渡挤压和倾轧而造成的自然结果。十年前云南香格里拉的无特殊技巧劳动力（酒店餐厅服务业员工）的基本工资在600-800元，十年过去，这个数目并没有什么变化，而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家”们在矿产、电力、地产等行业当中积累的财富已经不止十倍，试想如果统计局若单单计算云南迪庆州2008年的基尼系数，将有什么样的结果。这只是祖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相比东部的大好河山、成熟的工业化社会，一定是远远小巫见大巫了。

经济的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周期性的规律不可能被打破，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繁荣与富足才是一个社会永续生存的基础。当前中国政府高举公平和正义的大旗，提出要创建“和谐社会”，毋庸委言，我们毫不怀疑其良苦用心，亦为之拍手称快，但国有经济以及依附于国有经济的各种力量和利益群体一定会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强大桎梏，所谓的“国退民进”的实现需要大勇气、大智慧。中国超过五万亿的财政收入，占到GDP的五分之一，还富于民势在必行，除了以更大的比例完善加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医疗教育等公共部门之外，更加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形成更加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对于日趋强大的“大政府”与“大公司”有所平衡，给民间的力量与智慧发挥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国才能真正形成一个繁荣而强大的文明。

感谢《财经》十年来的陪伴，前行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孤独与寂寞，迷惑混沌之时总有如源头活水，滋养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力量，一种民间的力量。

    自小我就是一个贪玩的孩子，大学的时候曾经还有人开玩笑说，“你哥们就是等着毕业的那种人”，当然，我从不以为然，因为我肯定还是属于志大才疏的一份子，只是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悠闲自得的身体动作总给别人造成了这样一个不良映象.....早就已经远离了读书和思考的校园时代，每天在商业和邮件的混战中欲罢不能，所以一年前开始写Blog，本想逼着仔细想点什么写点什么，不想，动笔的频率在两到三个月一篇……很无奈，只能拿出十年前写下的文字增加blog的频率。还真是，一晃十年过去了。这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2月25日的校报《大夏之声》，算是大学时代中年少轻狂的呐喊之一吧。

怀念那白衣飘飘的年代

    听者有心，李皖在《读书》第十期写下了这样一笔，“这么早就回忆了。”高晓松的音乐确实打动了两代人——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与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虽然打动的原因各不相同。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怀旧，早年就象暮年那样地怀旧、自信、伤感、快乐、激昂，追忆着当年随心婉转、率性风流的校园岁月；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面对日益功利、世俗的校园，只能无限憧憬着那传说中满是才子佳人的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
    怀旧的人热爱永恒。他们很执着，相信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该留住;他们很忧郁，不堪一击。九十年代高晓松沉浸在无休止的怀旧当中，写下了一个个过去的故事。往事如歌，人们用心地唱着她，像一块琥珀，澄净而透明。与高晓松同时代的人们，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张楚：在富足、开满鲜花的社会里，孤独已经变得可耻，人们必须恋爱；何勇：三弦的泣诉声中，留恋着钟鼓楼，留恋着老北京；唐朝则到了极致，京韵声声，招唤着菊花﹑古剑和酒。眼见日益组识化、规范化的社会，他们产生了疏离。为了生存，人们忙碌着、拼搏着，纵然他们渴望自由，渴望逃出，但挣扎又是如此柔弱，于是，只能沉浸在无穷无尽的回忆之中。
    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说他们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尾声，听说着、回味着那个时代种种激动人心事迹和风景。他们心存向往，不同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那样是一张历史白纸。且不论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是不是一张“历史白纸”，为什么短短的一瞬会造就如此不同的两代人？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每一群有着共同经历的人总要把自己归属为特定的一代，表达对命运的认同，对命运的无奈。从“五四一代”到刘小枫所定义的“四五一代”知识分子，而后又是“老三届”，接着是现正当年的文革刚刚结束念大学的“新三届”这里又有了“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与“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岁月流逝，历史变迁。同样，我们也在为下一代的孩子“悲哀”，感叹他们只能伴随着日美的卡通片成长，无缘沉浸于“天书奇谈”和“大闹天空” 、“九色鹿”等充满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气氛的动画之中。有必要吗？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不都在快乐地成长吗？但总在想，这个世界的的确确有着永恒的东西，是真、是善、是美。商业文明的步步发展却在侵蚀着她们，消解着她们，原本丰富的精神世界渐渐趋同。
    今日的校园步履匆匆，各自为着前程奋斗，学着一门门实用的课程，掌握着一个个通向下世纪的工具。难怪高晓松﹑老狼到复旦时，有人告诉他们“高晓松，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也难怪复旦91届毕业生们离开校园时留下“我们是最后一代大学生”，说得很慨然，也有些霸道，但确实今天的校园里已没有了爱情诗人，没有了流浪歌手，有的是崇尚奋斗的人生——彻底入世的一代。我依然怀念那白衣飘飘的年代，我想抓住那本不属于我的日子，孜孜以求﹑却无力把握。毕竟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生活不是故事”，这是过来人告诉我们的。
    随手翻起一本据说是几位师兄所写的畅销书，没注意别的，只见到在作者们的自我介绍中这样写道：“很怀念那时的校园生活……总在一起侃弗洛依德、萨特、海德格尔……说起美苏大战……四年的精神生活”，我又开始激动，因为曾跟我住在同样地方，曾走在同样路上的人们有过这样的日子。惋惜，因为这样的日子早已去；高兴，因为怀念又有了落脚的地方。不知还有多少人在不经意时驻足欣赏师大的月亮、小河、林子和那些唱歌的人们。青春是无悔的，校园是美丽的，何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一些思考。回首时，你会说：“我感动过”。
    “当爱已成歌，唱歌的人已变成风景；美丽的往事飘零，在行人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教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飘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

第五天

为了赶很早的飞机去曼谷，起了个大早，本来说好去机场之前“马牛”带我去市场里看缅甸人都异常喜欢的一种花“OWEI”－意思是Gold flower，可大家都说国际航班，早点去机场，只好作罢，照例一盘鲜美的木瓜，一杯咖啡，一个茶叶蛋，吃完早餐我和司机长者就出发了。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天时间，我已经爱上了缅甸，这里很平和，偶尔就是学生游行抗议军政府的专制统治，穷人坚信下辈子他们会成为富人过上幸福生活，也相信富人虽然这辈子日子好，下辈子肯定是猪……总之，西藏尼泊尔印度缅甸都很相似，比起现实的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来说，实在太落后，经济学意义上说好像没什么前途，哲学社会学就不知道了，感觉幸福指数不低。在缅甸机场，终于花了2美金上了半小时网，够贵的，但我终于回到了离不开电脑和网络的现代社会，重新加入了急急忙忙赶路的人潮之中。

第四天

到了仰光，整天吃喝玩乐，这次来踩点的任务几乎都抛到九霄云外了，还好，仰光不是太大，还剩下需要看的地方在一天之内能够解决，于是秘书Di Mi Mi和司机长者再次与我随行，我们直奔Sule Paya，仰光第二大金塔，这里不需要买门票，脱了鞋和袜子就直接进去了，四周都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英式建筑，其中代表有海关大楼、市政大厦等。Sule Paya的规模比起第一大佛塔Swedagon Paya来说，小了很多，但依然是金壁辉煌，整个东南亚小乘佛教“巴俐教”的佛塔都大同小异，塔身都比教修长，顶部很尖，或者是金镀塔身，或者是白色的石灰面，都很好看，比起藏传佛教的佛塔，要阴性的多。顺便说一句，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大乘佛教修的是为众生，小乘则是为了自己（个体）。

英国人在仰光留下的建筑很多，气势也很大。当年赫赫有名的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不在加尔各答，也不在上海，恰恰是在仰光。缅甸连接了南亚次大陆和东亚，所以战略位置异常重要，无怪乎英国人把缅甸作为继印度之后挺进古老中国的桥头堡，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盛产着当年大英帝国输往全世界的大麻的原材料——罂僳。二战期间，日本人为了完全切断对于中国的物资供应，拚尽全力在缅甸发动对于英国人的战斗，而国民党也派出了几十万远征军，深入缅甸的崇山峻岭，保卫滇缅公路。也就是在滇缅公路完全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连接南中国、西藏和印度的茶马古道成为了中国物资的生命线，靠着马帮运送着粮食、棉花、盐，甚至还有抗击日本人所用的飞机的部件，母亲家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生意和地位达到了顶峰，也为抗战以及西藏和平解放做了不少贡献。当年远征军的总司令廖耀湘到达印度的时候，还亲自到Dajiling（大吉岭）母亲他们家拜访母亲的外祖父，嗨，很可惜，05年浪迹天涯的时候没有到Dajiling去…….

第三天

朋友因为前一天高尔夫球打的不顺，一早拉着我和他的助理——刚刚从云大毕业的小姑娘，一同前往练习场练球。我平生就摸过一次球杆，还是在03年的时候去上海的滨海高尔夫球场打了一次练习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第一次挥杆，使足了全身力气，一杆下去，小白球纹丝不动，我连皮都没有擦到。这次还不错，在朋友的指点下，我用P杆打了250个球，据说还不错，很有潜力。缅甸的高尔夫球非常便宜，下场打一场球全部费用大概在30元左右，当然，球场一般，很好的球场大概人民币250元左右，还是比国内便宜多了。

中午我们回到家，缅甸姑娘“马牛”出去玩了，剩下另外一个小姑娘，热了点昨晚的剩菜，炒了两个蔬菜，抡了两百五十下膀子之后，胃口大开，又是狂吃一顿。下午朋友的同事从北京总部过来，我们一同去机场迎接此兄，甚是隆重，晚上朋友说要好好请我和他的同事去吃缅甸的海鲜，于是我们来到据说缅甸最好吃的海鲜馆子，华人所开，在一个同样历史久远的酒店的一楼，上手就来了一盘麂子肉，香嫩无比，接着更加精彩的是“小龙虾”，不是国内阴沟里长大的小龙虾，而是海里的龙虾还没有长大的幼虾，生的鲜虾去壳之后放在冰块上面上上来，蘸芥末酱油，味道之鲜美，实在让人咋舌，据说这样的小龙虾由于路途原因，为了保持新鲜，只出口到香港和新加坡；最后上了一条虎斑鱼，肉质鲜嫩，虽然我们早已饱了，但还是风卷残云，扫了个精光。朋友经历甚广，去过四十多个国家，跟我说缅甸的海鲜是他吃过的最好的，大概还是因为缅甸的整个海域和环境没有受到任何污染吧，信不信由你，我们那顿饭没有超过六百快，还有一瓶红星二锅头。

第二天

两天没睡，加之头天晚上喝烈酒，朋友他们一帮人一早吵吵闹闹去打高尔夫球，也没有把我吵醒，只是朋友在离开前到我的房间来，我迷迷糊糊看见他放了厚厚的俩捆缅甸钱在我的床头，好像说你先用什么什么的。等我醒过来，已经快九点了，约好了司机长者和Di Mi Mi酒店中到这里来接我一起走，我飞快的刷牙洗脸，下楼后缅甸姑娘“马牛”把类似于云南米线的早点端上来，据说他们从昨天夜里就开始做这个东西，非常的耗时耗料，里面有新鲜的鱼和虾煮成汁水的料、某种豆制品炸成的脆片、蔬菜、鸡蛋等，好吃无比，当然，鲜美的木瓜和咖啡是不会少的，生活实在太美好了！

司机长者不知为何一直没有来，我和两个缅甸姑娘又言语不通，直到Di Mi Mi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司机长者要参加一个和尚的葬礼，很突然，在缅甸，跟西藏一样，基本上是全民信佛，和尚的葬礼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在Di Mi Mi的一番电话之后，司机长者还是来了，显然不是太高兴，但我在仰光时间紧张还有任务，所以也没法管那么多了。我们直奔缅甸的佛教中心大金塔“

大家的肚子都饿得呱呱叫了，我告诉他们想吃些缅甸特点的东西，Di Mi Mi和司机长者在商量之后，决定带我去一家传统缅甸餐厅，他们告诉我Mr. King（我的朋友）经常招待到访者到这里来吃饭，看来我的朋友对他们的影响力真是不小，就像当年的两个凡是：凡是Mr. King说得都是对的，凡是Mr.King说得我们都必须拥护！餐馆外观陈设没有什么特别，里面坐着三三两两的缅甸人，菜其实还是以咖喱为主，我们都不约而同的要了Curry Mutton，米饭是用椰子汁还有其他香料一起蒸的，据说很香，但我觉得比起印度的Gira rice来说，就差的远了；我们还点了水芹炒蘑菇和一个当地类似salad的东西，说实话，缅甸传统饭菜实在不怎么的，出于礼貌，我还是奋勇把所有的饭和咖喱都吃完了。吃完了饭，我们直奔仰光著名的茵雅湖Inya Lake，途中Di Mi Mi告诉我有一个很好的珠宝玉器店在我们去Inya Lake的路上，索性我们就在玉器店停下来，一进们所有的店员都用汉语问好，原来还是缅甸的华人开的，Di Mi Mi告诉我，Mr. King 和他们从中国公司来的人都到这里买玉，这个玉器店名字就叫“OK店”，面对着成百上千的玉件，我实在不知道分不清楚他们之间的明显或细微的差别，就此作罢。Inya Lake着实不小，非常宁静，湖的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仿佛已经离开了城市，我们来到了建立于60年代的Tsumit Inya Lake Resort，整个建筑虽然已经四五十年了，却依然毫不落伍，房间里都是柚木的家具，缅甸手工织布的点缀，还是老房子的风格，屋顶层高很高，Inya Lake Resort与Strand Hotel属于同一家酒店集团所有，给我们介绍饭店的女子告诉我们Strand Hotel的那个印度裔总经理就住在Inya Lake里面最漂亮的套房之一，煞是令人艳羡。看完了Inya Lake之后，我们又来到了Hotel Nikko，一般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就是带路的前台缅甸姑娘Wa Wa长得非常的好看，身材风骚，看上去像有1.75米的样子，在日本人的酒店工作实在可惜了些。最后我们又去了Kangdawgi湖畔的Kangdawgi Palace Hotel，建立的时间亦是久远，建筑颇有特点，房间也是柚木的家具，有两座Bangalo（东南亚所谓的别墅），卧室的大床床尾下就有一个撒满花瓣的jacuzi浴池，极为浪漫，但与此相矛盾的是整个酒店的私密性不好，周围行人车辆来往甚多，所以私密性一定是奢侈酒店地产要素之一。

序

前一天下午还在上海的办公室里穿梭叫嚷，恨不得多长一只手一条腿，第二天一早却已然在仰光带着花园的大house里沐浴着阳光，呼吸着清晨温暖新鲜的空气，品尝犹如芒果一般香甜的新鲜木瓜，还有咖啡和茶叶蛋……这一切如同一场大梦，时光倒流百年，不知道是真是假。记得北京的朋友曾经问起说，“听说上海的工作节奏特别快，办公室里经常需要小跑，效率很高”。对于从来没有在上海的典型性“办公室”上过班的人来说，我没法比较，也从没有关心过，只是在幻想“按说香港的工作节奏更快，那是不是大家都恨不得每个人都穿上滚轴溜冰鞋，在办公室里身形飘舞，行云流水”。

     成长是一件充满艰辛和无奈的事情,敌人常常藏匿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候给你重拳出击,打的你毫无防备能力.那么如果这个敌人是真实存在的它又会是谁呢?是你的竞争对手?是你的同事?我说 赢是赢的敌人,输是输的敌人,我是我的敌人.落英缤纷的烂漫,踌躇满志的昂扬直到终有一天都变成简单的温润,静默内守的自制,你始终会明白,成长很难很长,然而它并不是没有收获的,年轻的时候我们只想品尝的成功的甜,为此我们焦躁我们迫切我们贪婪,我们狭载,我们偏激我们嫉妒,我们始终相信自己就是自己,只有自己可以面队一切,然而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而这些贪婪焦躁和迫切也并不都是恶,它是什么?我想,它是人性需要修炼的一部分,把它暴露在阳光下是艰难的事情,如果骄傲不是因为不堪重负而被压倒,如果欢乐的智慧之花不是在痛苦的豆荚中绽放,那么那心中充盈的丰富和由衷的欢欣又是从何而来,人征服自己,才是真正的张大.谨以此文送给创智赢家的所有选手,尤其是我喜欢的汪毓.

        一袭黑色的连衫裙出场,绿色的围巾随意的飘扬在胸口,欢快的笑靥,有亲和力的容颜,黝黑的皮肤是保受紫外线袭击过的痕迹,那双大眼睛里抑制不住的热情和狂野象要喷涌出来似的.这是汪毓给我的第一印象,她很性感但是不失优雅,他温润但是狂野,他看起来阳光四射但是我分明又从他的脸上看见一丝沧桑,他简单但是是显然她的文字里处处有思考过的沉淀,他有着微熏的意味但是她似乎又是那样警醒.我很惊讶与这个女人把很多无关的极致品格完整的糅合在一起.她就象一朵蓝莲花,行走在山谷高原林阴深处又显现于稚童清澈的眼睛下.蓝是属于旺毓的底色,静穆,神秘又温柔天真它有它存在独有的亮度和暖泽.我看她在团队四分五列时力挽狂澜,勇敢的挺身而出.把一场风云幻变的战争熄灭于无形.我看她做队员时低调谦逊,忍耐自制.她是个耐的住寂寞的人,她是个懂得避露锋矛的人,而我想往往这样的人才会笑到最后.旺毓没有让自己感到失望,他做队长的时候没有其他人的沾沾自喜虚荣浮躁,专制跋扈.她明白权利是一个好东西,但是过分依赖权利就会得不偿失,他也明白自己的艰难的处境所以他自信但不自负,他努力但不执著,他智慧却不显露山水.最后这个女人又在成功的舞台上在一次表现出属于汪毓的风度,一首壮志在我胸,把这位队长衬托的光彩夺目.那一刻我真正的为这个女人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最近一期的创智赢家这个属蓝的女子又一次惊诧我的眼球,她的创意使对方对的创意变成了绝对的陪衬,当柔和的灯光亮起,音乐缓缓奏响,那一刻你并不分的清这是一场ROADSHOW还是舞台剧,创意和产品和谐的统一起来.这时产品已经不再是产品本身,它就象一件艺术品.高雅的格调惊讶了我.我想他的才华和想象力也一定征服了所有的人吧.我一直认为想要玩好创意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她需要的是一个人的眼光,知识面,阅历以及文化底蕴的高度综合.  而我想她能做到这一点这一定和[平时生活中的积累,思考以及行走有关,无疑这个女人就象她的性格本身,她不是那种理性到冷绝更不会感性到疯狂,她始终带着熏然的醉意但是又那么现实和圆融这些无关的性格被她包容着,   足以让我为之感动震撼.可见那些游走在高原上的孤独清冷并不是虚惶,可见那些在山谷林荫处的思索并没有付之流水,可见那些在贫瘠山区和孩子做伴的岁月并不是没有意义,又可见那些西风饶暮树,孤灯伴更读的夜晚所带来的应该是壮阔的自由和厚重的底气.那么多的生活塑造了汪毓的美丽从容所以  我从没有在意过她是否能够进入三强,因为我想那是必然的事情,即使有偶尔情况出现我想她的眼睛也一定不会失去生命的光彩,她应该早已经做好失败的打算,也已经学会怎么样用平静的心态迎接成功因为成功对于汪毓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她要寻找的灵山以及那被污垢在我们心上很久的灰尘.

      祝汪毓一路走好,也祝创智赢家所有的选手一路走好.如果最后我们要打败的人只是自己,那么这场比赛就仅仅是自己的沙场,每个灵魂都不是丑恶每一个灵魂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学习阶段,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都可以见智见仁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失败不是成功的敌人,它仅仅只是它自己的敌人而已,佛曰:大无畏.

每一次危机的到来，都孕育了新的机会。无论在事业，感情和生活当中，危机其实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危机。道理说起来简单，人总是经历了血与火之后，才会明白其中的真谛。记得在看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的时候，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Bardo，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在濒临死亡之前的一段时间（空间），比如很多有濒临死亡经历的人都会说一生的片断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有的人想通了终生未解的问题等等。宗教其实就是研究生与死的问题，特别是死亡，藏传佛教强调任何生命在走完之前的Bardo极为重要，对于下世轮回将有极大的影响。濒临绝境的时候，人的生命力往往也就激发出来了，所以任何的危机或绝境，往往孕育了新的机会，能够这样看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抓住机会，勇往直前了。

刚才看了纪实频道采访《故宫》的导演周滨，此人亦是广院系，东方时空出道，后来制作了诸如《梅兰芳1930》等不少好片子。几次在云大边上的小店买DVD，自己数数也买了六七百个电影，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没有买《故宫》……

记得1997年的年初，阴差阳错的在上海上了一年的大学之后，急不可耐的杀奔那个离我越来越远的城市—北京。那年冬天，北京大雪。大年三十，我向家人宣布自以为很得意的计划：第二天去故宫拍照片，因为大年初一肯定没什么人去故宫！第二天清早，我蹬着自行车冒着刺骨的寒风，兴致盎然的奔向天安门。果然，不出所料，故宫门口一个人没有，大门紧闭，一看售票处告示：故宫博物院大年初一休息…..差点没背过气去。后来绕着护城河溜达了几圈，就这么悻悻而回了。几次最好的看园子的经历都是在人去楼空之后，苏州的虎丘和留园，青海的塔尔寺，北京的国子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