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力量

——写在《财经》杂志创刊十年之时

“《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它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多年来，《财经》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奋斗不息——这就是十年来我参与并观察《财经》的结论。”这是《财经》杂志学术顾问汪丁丁在2008年4月纪念杂志创刊十年时写下的文字，也许因为他的思想和文字过多停留在人类哲学思考和经济理论艰涩之中，汪老师已完全不负当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之时所得到的关注和敬仰，但他这段对于《财经》的注解还是很令人感动。

记得1998年同窗友人北上到北大请汪丁丁老师给我们青年经济学会做指导，有幸参加了汪老师专门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回沪之后很是感慨，也让大家着实羡慕了一番。时光荏苒，十年过去了，除了在《财经》上还能见到其撰写的社会事件评论，已经难见其踪影，其间盛传其曾经无法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立足……不敢惶论汪老师的学术水平，但他这十年的起伏何尝不是中国的非主流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缩影？还好，《财经》给了他一方天地，让我们这些当年曾经憧憬过他和他的同仁们的学子们还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无论这声音能够带来多少价值，至少是对于当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时代的一种记忆与怀念，从这一点上来说，《财经》何尝不是给了我们希望和勇气。

1998年－2008年，《财经》创立的十年，中国社会历经了也许是世界经济史上最重要的轮回之一，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逐步成为世界的工厂，踏入所谓的“黄金盛世”，从当年的反通缩到现今的反通胀。红色资本完全没有如当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资本和学术力量所预期的那样走向衰败和灭亡，相反，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盛。2008年上半年，央企的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67％，而央企当中的20％的企业所得到的利润又占了所有央企利润的接近80％，这些企业包括能源、电信、金融、钢铁、港口等行业，这里还没有包含十年来一本万利的国有土地出让买卖、土地出让金，中国政府俨然成为了这个地球上最为强大的组织之一，2008奥运会上各国前来朝拜的场景仿佛让人置身于当年天朝大国的辉煌当中。记得99年还在遥远的云南香格里拉生活和工作时，总是在给友人的信件里说，“远离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无法见证经济的蓬勃发展，感到持续的惶恐与焦虑…”，那时唯一能够相伴的朋友就是《财经》，总是如饥似渴的捕捉着其中的点点滴滴的信息，想要抓住那些渐行渐远的东西，十年来，从未断歇。98年的电信拆分，99年的网络大潮，00年的基金黑幕，01年臭名昭著的“中科创业”、“银广夏”和“亿安科技”，02年中国进入WTO，03年南方证券、德龙系的坍塌，04年频繁矿山油井安全事故，05年国有银行改革和人民币开始升值，06年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07年鲁能私有化….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还未来得及沉浸于大国崛起和黄金盛世的欢乐海洋之中，中国已经在开始为多年来经济高速成长和制度缺失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支付成本：通胀率持续高企，生产要素价格严重低估，高耗能产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中国制造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实，更加具有破坏力的问题来自于权利和资本的互相渗透，大政府与大企业愈发强大，对于民间的力量压制愈甚，何以再激励民间的创造力与智慧，指望大政府和大企业的既得利益者们创造与创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谓的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升级能够靠谁呢？如果不向民间让利，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就算政府规模再强大的“创业”、“创新”宣传，天空当中再多的金融资本，何以妄言“跨越中国制造”？

国内官方的统计称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6，全球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4，如果统计结果当中加入权利寻租和灰色收入，相信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还要远高于当前的0.46。媒体所能够报导的贵州俯卧撑、云南孟连、杨佳案其实只是这些年众多由于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当中的沧海一粟而已，就云南香格里拉这样一个中国县级行政单位，2005年当地第一大寺的和尚为了门票的分成问题，几乎打死了前去寺里调停纷争的副县长和县委宣传部长；2006年奔子栏镇几个村的村民为了争夺土地使用权，发生械斗，多人违法入狱；仅云南迪庆州区域内，在矿产资源价格迅速攀升的年这些年来民间与政府、国有公司以及私有企业之间的争端从未停歇….. 这些都是权利和资本对于民间的过渡挤压和倾轧而造成的自然结果。十年前云南香格里拉的无特殊技巧劳动力（酒店餐厅服务业员工）的基本工资在600-800元，十年过去，这个数目并没有什么变化，而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家”们在矿产、电力、地产等行业当中积累的财富已经不止十倍，试想如果统计局若单单计算云南迪庆州2008年的基尼系数，将有什么样的结果。这只是祖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相比东部的大好河山、成熟的工业化社会，一定是远远小巫见大巫了。

经济的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周期性的规律不可能被打破，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繁荣与富足才是一个社会永续生存的基础。当前中国政府高举公平和正义的大旗，提出要创建“和谐社会”，毋庸委言，我们毫不怀疑其良苦用心，亦为之拍手称快，但国有经济以及依附于国有经济的各种力量和利益群体一定会成为这一进程中的强大桎梏，所谓的“国退民进”的实现需要大勇气、大智慧。中国超过五万亿的财政收入，占到GDP的五分之一，还富于民势在必行，除了以更大的比例完善加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医疗教育等公共部门之外，更加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形成更加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对于日趋强大的“大政府”与“大公司”有所平衡，给民间的力量与智慧发挥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国才能真正形成一个繁荣而强大的文明。

感谢《财经》十年来的陪伴，前行的道路上，我们不会孤独与寂寞，迷惑混沌之时总有如源头活水，滋养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力量，一种民间的力量。